工作中市场遇到很多机关，说一直有一个梦想要来武汉开展干部培训和党史教育工作。他们给出两点理由：第一，武汉在党史上地位独特，红色资源应有尽有。第二，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抗疫之后必有大作为。
这本来是主人要说的话，结果被客人主动讲出，着实令人敬佩。疫情之后，支持武汉成了各地单位当仁不让的选择。的确，武汉的红色基因遍布全城，是党史教育和党性教育活动的不二选择。百余处红色遗址，我们也只能列其大略，无法穷尽。
自近代以来，武汉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见证了民主革命与红色革命的全过程，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伟大历程。并且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端一路成长，留下了内容丰富的红色革命遗迹，串联起了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成为党史教育与干部培训领域最全面、最方便的首选城市。
武汉的红色资源应有尽有，禀赋不俗，有五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源头早。它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孕育期，五四运动为孵化期，于1920年7月上海建党前一年就诞生了共产主义组织，步伐仅晚于上海。且一大代表中就有五个湖北人，多位是武大、华师校友。所以说，建党的资格非常老。第二，时间跨度长。党在武汉的历史贯穿党的孕育、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建立，每一段重要历史时期几乎都有武汉的参与。正如当下，几乎武汉城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红色革命遗址。第三，意义重大。在多个时期，在武汉的红色领袖、红色事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响力相当大，通常带有重大历史转折的作用。比如引爆辛亥革命并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诞生很早且参与发起中共一大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潮城市、党中央迁入的第二个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中心城市等等。这些重大事件均对历史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体现出武汉的不同凡响。第四，独一无二。比如要研究辛亥革命和党的创始人思想的转变，武昌起义事件独一无二，无法绕过；国共第一次合作从成功转向失败，武汉的历史独一无二，不可不察；中共五大会议和八七会议，重新选择党的革命道路，转变领导机制和组织形式，从而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其意义独一无二；第二次国共合作，武汉是开端，是全民族大团结最集中的象征，历史意义独一无二；一所大学贯穿中国百年抗争进程，与红色革命始终相连。第五，分布集中。武汉市的红色现场教学场馆，与其他大多数革命老区不同的是，大部分都集中分布于城市核心区，又以汉口、武昌的长江两岸滨江区为最多。如著名的武昌昙华林红色街区（建党时期、抗战时期）、武昌红巷（大革命时期）、汉口大革命红街（胜利街区域，大革命时期）、汉口抗战红街（长春街区域）、武大珞珈山校园（抗战时期）等。
为了便于开展党史教育，我们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将武汉的红色现场教学点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辛亥革命。毛泽东说：党的革命的准备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研究党史，我们不能避辛亥革命而不谈；陈独秀、董必武都曾是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汉，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为背景，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现场教学点，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博物馆、武昌起义纪念馆、武昌起义门、黎元洪公馆、宋庆龄故居、詹天佑故居、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江汉关大楼、辛亥首义烈士陵园（球场街、利济北路）、三民路孙中山铜像、龟山黄兴铜像、汉阳扁担山辛亥铁血将士墓、黎元洪墓、日知会旧址等遗址。目前有独立的场馆、可做成熟的现场教学课程的有：反映革命事件题材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武昌起义纪念馆，反映政治人物的黎元洪宋庆龄故居，反映中华民国早期发展建设的詹天佑故居、江汉关博物馆及江汉路、沿江大道、中山大道、胜利街等汉口历史文化老街区的工商企业及建筑。
第二，建党时期。经历了晚清洋务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准备，武汉的革命土壤被培育起来了。武汉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准备了党在萌芽阶段的历史。早期党的活动基地主要位于昙华林-东厂口-都府堤一带。比如恽代英依靠昙华林的中华大学建立的互助社、利群书社，董必武建立的武汉中学，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地抚院街97号、多公祠5号，党机关和党刊所在地黄土坡，党的长期开会地点武昌高师附小，马克思主义进大学课堂的肇始地武昌高师（东厂口），党领导的先进妇女组织根据地（黄土坡）等等，这些都对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非常可惜的是，除了武汉中学和武昌高师附小的中共五大会址落成了纪念场馆外，其他几处关于建党时期的重要遗址，要么只在老墙上留下些许字匾，要么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更别说建设专门陈列室了。这不得不说，武汉对中共建党早期历史留下了诸多遗憾。适逢建党100周年，武汉是否要发扬红船精神、重立红色陈列，还需商榷。
第三，大革命时期。1923年的中共三大和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确立了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由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大革命。这一时期由于北伐进展到长江流域，武汉取代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均陆续迁移到了武汉。这一时期，工农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红色遗址遍布汉口、武昌两地，尤以武昌红巷和汉口大革命红街最为出名。在武昌红巷，分布着中共五大会址、陈潭秋故居、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故居和中共纪律历史陈列馆；汉口则是中共中央机关武汉旧址、中央宣传部旧址&瞿秋白故居、八七会址、中央军委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暨湖北省总工会旧址、中共中央长江局暨湖北省委机关旧址、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汉口刘少奇故居、德林公寓旧址等；此外，还有二七纪念馆、施洋烈士陵园、叶挺独立团烈士陵园、向警予烈士陵园、龟山红色战士公墓，以及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中山舰纪念馆等。这些都是大革命风暴中留下的红色遗迹。
第四，土地革命与抗战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党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了农村，作为大城市的武汉其红色遗址相对较少。抗战时期，武汉又重新站在了历史节点，成为国共正面合作的一面旗帜。此时的红色革命遗址有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周恩来故居、樱花大道）、昙华林红色街区（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中央长江局）、新四军军部、解放公园苏联空军烈士墓、黄陂姚家山革命老区等。
所以说，武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面镜子，也是我党从孕育、萌芽到发展壮大的重要见证地，在辛亥革命与建党史、两次国共合作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我们今天重温党的100年发展历程，正是要挖掘武汉作为洋务运动的发生地、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党组织的萌芽地和国共合作的见证地的重要作用，发扬贯穿百年中国民主革命的武汉红色精神教育，将党员干部培训与党史学习教育的伟大活动结合起来，抒写我们独树一帜、不同凡响的干部教育与人才培养之道。
【作者：唐小兵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华中智库（国家治理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