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李想）11月14-15日，经教育部批准，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湖北新型智库平台协办的第六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梧桐语问学中心明德厅举行。

研讨会以“现场会议+云端会议”形式进行，并全程直播。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建国，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喻立平，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在开幕式致辞。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的聘任仪式，湖北省广播电视局决策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晓松介绍了湖北新型智库平台。开幕式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李志强主持。

来自马来西亚、英国、摩洛哥、葡萄牙、罗马尼亚、马里、希腊、乌克兰八个国家的外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师生、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代表、第四届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训班学员，以及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科网）、湖北日报、湖北电视台、荆楚网、长江云、今日湖北等单位的新闻媒体代表共计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了论坛，线上累计有一万余人次观看直播。

与会嘉宾围绕新冠疫情与全球治理中的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中多领域的国际合作，美国大选对世界格局及中美关系的影响，百年变局中的中非关系、中拉关系、中欧关系、中英关系、中俄关系、中印关系、中国-东盟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第一，对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的宏观探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探讨了世界变局中的大国博弈与人类文明演进逻辑，认为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之间在全球化的今天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博弈，也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历史前进的背后是复杂的合力现象；在未来的发展、大国博弈中，中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保有底线思维，谨防颠覆性错误，强化战略定力，谋求战略主动。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指出，新冠疫情为重塑国际秩序和重塑全球产业价值链提供契机；就中国的发展而言，尽管中方一再表态无意取代美国国际领导地位，但不足以消除美方的疑虑。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不妨以大国担当继续高举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大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从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美国失势、国际组织失常、全球危机应对机制失位、国际货币政策失调四个方面阐释了全球治理的休克，并提出要让全球治理休克苏醒亟需推进国际防疫合作、全面反思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真正全球意义、中国不断在全球治理上贡献智慧和方案。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中心理事长许庆琦分析了新冠疫情加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他认为，尽管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强大的冲击，但新冠肺炎大流行不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疫情后的国际秩序，将继续由美国主导。面对疫情后的世界，中国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秉着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可以暂且搁置中美争端，协助美国抗疫，体现泱泱大国担当。中国-摩洛哥友好协会荣誉理事长、外交学院国际教育合作项目部主任Alkhalloufi Toumert认为新冠疫情的发生为全球治理变局提供了机会，他分别从美国、俄罗斯、欧盟以及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四极在疫情后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机遇。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贵洪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人道主义危机，并且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国际冲突形成叠加效应；中国在疫情中提出团结合作抗疫，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价值，也是全球卫生治理的目标和希望。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桂平教授指出，疫情对国际治理体系面临治理体系公平性缺失、西方大国缺乏担当、国际治理纽带被逆全球化削弱三个方面的挑战，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突发事件，我们应团结一致，迎难而上，而不是忽略或者采取不合作、不团结的方式。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国华通过八个关键词界定了良好的全球治理的概念，并分析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指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既是重大危机也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契机。

第二、对当前局势下全球治理相关领域的探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樊吉社认为，当前全球治理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形势日益复杂，中国面临压力，也面临机遇，中国应该参与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要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战略安全领域的诸多议题。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副院长Francisco Jose B. S. Leandro分析了四次工业革命以来国际能源格局和全球能源版图的不断变化，他认为，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在能源消耗结构上的变化也将深刻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院长梁昊光认为“一带一路”是重构全球分工秩序的一个重要环节，“一带一路”沿线继续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特别加强在下一步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将为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提供更多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熊爱宗认为中国应在支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提款权分配、区域金融安排、完善双边货币互换几个方面出发，积极参与进全球金融治理的建设。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雷瑞鹏指出健康码作为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数据驱动技术在西方因为政治化的因素受到排斥，展现了西方在疫情防控中价值观的误区；我们要积极发出中国声音，避免国际社会误解，以期实现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合作。华东政法大学校级智库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阙天舒认为人工智能的兴起和发展将在技术层面上带来军事变革，扩大全球战争的风险；人工智能将拉大国际行为主体间的能力代差，催生新的地缘政治风险与技术风险；此外，人工智能也将为社会治理带来全新的挑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翔认为全球健康外交是各种参与者通过国际合作和国家间集体行动来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活动，世界历史上全球健康外交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疫情背景下，中国正不断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逐渐成为全球健康外交体系的引领者。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教授章成指出北极治理议题事实上是全球化时代变局投射于北极地区的博弈结果，尽管北极治理的发展进程伴随着不同参与国家的认知塑造和利益博弈，但中国对此进程的参与仍然可以为全球化时代的北极治理贡献更有包容性的中国方案。

第三，对美国因受疫情及大选影响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冲击的探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指出，美方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现倒退负有重大责任，美国将新冠疫情政治化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2020年时后冷战时代人类社会面对危机和挑战最集中的一年，中美两个大国理应共克时艰，共同打好疫情阻击战；但在重大历史关头，美国没有展现大国责任和人文关怀，面向未来，平等相待、互学互鉴是确保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认为，当下美国大选结果已基本明朗，但是还没有尘埃落定，不出意外，拜登政府将上台，随之而来的会是全新的国内国际政策；对华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的基调和国内共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阶段性目标将不再是速胜，而是转向整个国内事务。中国在面对美国对华战略中应做好自己的事情，在长期战略博弈中谋求更大的战略主动。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余敏友认为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从头到尾都是美国幕后操纵的，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性裁决，严重挑战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随着中美两国都把南海的互动视为对方更广泛战略意图的信号，彼此更加强硬的南海政策可能会增长其他领域的双方对抗，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可能使中美陷入螺旋式上升的冲突风险。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港澳台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鹏复盘了四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打压的演进逻辑，分析了美国对华“新冷战”的战略意图和战术特点，并就拜登政府在执政初期是否会放弃公开谋求颠覆中国，以削弱现任领导任权威以及拜登身体状况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敏从内卷化的人类学定义出发指出，美国政治极化带来的结果是竞争性效应大于突破性效应，以上表现在选举上的三个现象，即选举的拖沓漫长、耗资巨大以及后真相问题；拜登政府的上台不能改变美国目前的国内外政治困境。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Vasilis Trigkas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历史表明，一旦美国政府、政治领导层确定某一对象为主要对手，就将集中全国力量、智慧在处理外部威胁上；中国现在已成为美国认为的主要威胁，美国强硬的对华政策在拜登政府那里也将得到延续。

第四，面对全新的国际形势，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上又应坚持哪里原则，采取哪些措施，与会嘉宾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认为一个刚刚成为最大经济体的国家不会立刻变成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国际关系史中所说的权力转移过程会非常长久，中国想要在结构性力量上超越美国至少需要70至80年。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虞崇胜指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不是大国的游戏场、角斗场，而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栖息地和交往地；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当中，先予后得不只是一种美德，而是建立国家间关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或者基本规范。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林宏宇指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尴尬的局外人到积极的维护者这一过程中走来，已经进入全球治理中央舞台；在反全球化以及美国不断退群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更值得国际社会予以高度肯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正绪认为为了促进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我们要在政治上彰显推进亚洲认同的建设决心；在教育上倡导亚洲各国从中小学阶段开始学习亚洲历史、亚洲文化，在大学里要开亚洲各种课程；在公共空间塑造更多亚洲概念。

第五，对当前中欧关系、中英关系、中俄关系、中印关系、中国与东盟、中拉关系、中非关系的局势进行探讨。在中欧关系上，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史志钦回顾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中欧关系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虽然最近几年中欧在有些领域有分歧，但是在全球治理上的共识和合作点比较多，我们要防范影响中欧合作伙伴关系的障碍因素。罗马尼亚亚历山大德鲁伊万库扎大学教授Dan Chitoiu认为中国和欧盟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开放是很难的，因为中国以及欧盟之间国家在文化和价值上存在差异，它需要多边的研究者深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文研究，以加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中英关系上，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Tim Summers表示中国和英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在过去20年不断加强，尤其是在气候、环境变化方面，两国应在全球治理上开展、深化在更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努力打造良好的双边关系。在中俄关系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是中国和俄罗斯应对世界局势变化、开拓自身发展空间的国际倡议，在两大倡议的框架下，中俄制度合作对外是应对美国的制度性压力，对外则是协调两国间利益关系。在中印关系上，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教授冯传禄指出，中印地理上互为比邻，但有着漫长的未定边界及1962年的边境战争记忆。长期看来，中印关系波动的内在的深层次支配性因素，主要还在于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国际体系提供的战略牵引。在中国-东盟关系上，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成汉平认为疫情之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进一步夯实，守望相助，夯实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大国介入东盟外交等重大风险挑战，这些都不利于双边开展合作交流。在中拉关系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拉美研究所所长吴洪英指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中国和拉丁美洲双方投资和贸易额都有比较大幅的下降，但疫情也加强了同拉丁美洲在医疗、健康方面的合作和交流；由于新冠疫情，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能够在经济上更加互补，双方进行合作的动力将会更大。在中非关系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治理研究院院长刘鸿武认为，当下全球南北力量转换处于关键相持阶段，一方面，西方维持全球战略的决心和力度空前增大，南方国家或新兴国家、北非国家总体上尚未形成合力；一方面，中国在南方国家发展中作用特殊。在这种背景下，中非关系是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的最好实验平台和观察窗口。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孙晓萌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非人文交流取得非常注目的成绩，尤其在艺术交流、教育合作、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中非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非常有助于激发双方文化自觉，促进文化自信。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Yoro DIALLO认为疫情让中国和非洲更加重视在医疗体系之间的交流，加强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支持，巩固中非合作事业的社会基础，我相信中非合作前景是光明的。

主题报告会后还举行了青年论坛，来自中国矿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六所高校的青年学者继续围绕着全球治理、中国对外关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会议最后，欧阳康致闭幕辞，他向所有与会领导嘉宾、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他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的全球治理变局中，第六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是一次及时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学术交流活动，作为人类文明内在组成部分的各民族国家，其相互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以及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家地位、区域地位、全球地位都将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上看，人类文明的逻辑演进有其自身的轨迹；面向未来，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好地把握人心所向、更好地发挥民族国家中的国家意识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本次论坛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是“全球治理•东湖论坛”自创办以来参会人数最多、会议规格最高、向外开放程度最大的一次论坛。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将成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