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6日，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华中科技大学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等承办的湖北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第一场暨第八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峰论坛”在华中科技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百年伟业：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国为民的思想智慧与实践创新”。国内知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先生作了题为“人民的化身：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性”的演讲。现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摘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相互竞争的政党之所以存在，其基本解释必须追溯到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政党的产生与运作都与其代表的阶级利益难以分开。如果一个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政党其成员大都来自社会的中上层阶级，那么不管它们口头上如何把“民主”喊得震天响，这个政治体制代表的就是中上层阶级的利益。反之，一种政治体制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中必须存在其成员多来自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100年来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不断增强其阶级基础，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描绘性代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中国共产党更好的描绘性代表机制了。

一、引言

过往对代表概念与代表机制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选举产生的代议士或所谓“民意代表”身上，从而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大众政党也与代表概念、代表机制息息相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同的、相互竞争的政党之所以存在，其基本解释必须追溯到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政党的产生与运作都与其代表的阶级利益难以分开。如果一个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政党，其成员大都来自社会的中上层阶级，那么不管它们口头上如何把“民主”喊得震天响，这个政治体制代表的就是中上层阶级的利益。反之，一种政治体制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中必须存在其成员多来自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

本文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在过去100年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代表哪些阶级的利益，努力在哪些阶级中发展党员，力图将自己塑造成所代表对象化身的内在逻辑。

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重点发展工人党员。

中共一大时，全党只有50多名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身份分别是记者、学生或教师，没有一位是工人。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到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但最初几年，发展党员的重点却只放在城市工人阶级中间，几乎完全忽略了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导致党在规模上只是一个“小团体”。

1922年，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总人数为195人，其中的工人党员仅21人，占总人数的10.7%；1923年，中共三大时，党员总人数为420人，其中工人为164人，占总人数的39%，其余大都是知识分子[2]。鉴于党员队伍中知识分子成分较多、而工人成分较少的情况，三大提出“大量在工人中培养发展党员的方针”[3]。1925年，中共召开四大时，工人党员比重进一步上升，但知识分子比例仍然较高，而全国党员共994人，只比三大时增加了500多人。

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25年10月党员人数猛增至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比五卅运动前增加了足足10倍；党员成分除工人、农民外，还有学生、教师、军人、商人、店员以及其他革命分子。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希望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对于工人入党，“只要他有阶级觉悟及忠于革命，便可加入，不必更有其他条件”；“对于革命的工人学生农民免除入党之手续上的繁重形式”。议决案还缩短了党员的候补期，规定工人、农民为一个月，知识分子为三个月。议决案还指出：共产党接受“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入党[4]。

随后，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党的规模继续壮大，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万多人。陈独秀趁势提出，“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希望到党的五大前，党员应发展到4.12万人。实际上，1927年4～5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发展到5.8万人，其中工人占总数的50.8%、农民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4]。五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句话便是“本党最近一年半以来，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并指出，“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本党有更加发达的增大的可能性”，具体做法是“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5]。不过，随即发生的国民党反革命政变导致共产党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到当年11月，党员只剩下1万余人。

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所犯错误的教训时，从八七会议到1928年6月召开的六大都进一步强调党员成分工农化、党的指导机关之工人化，脱离了中国社会和党的实际状况。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强调党的阶级基础，阻碍了党拓展其社会基础。

三、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自建立工农武装割据，即井冈山斗争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定位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重点是发展农民党员。

党的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由于当时苏区的党员数量要远高于国统区的党员数量，农民占党员总数的比重高达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召开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比重又降至7%，1930年更降至5.5%，产业工人更少，仅占千分之二十五。尽管农民已占党员的绝大多数，当时的中共中央仍然反复强调要在工人中、尤其是重工业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193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不切实际地要求把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业中去，多建立新的产业支部，加紧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4]。但这种僵化的指导思想毕竟拗不过严酷的现实，由于处在农村土地革命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直到长征之前，农民党员所占比重一直在八成上下[6]。

土地革命时期，在发展党员方面，理论与实践之间之所以会出现矛盾，是因为在“代表谁”问题上，中共仍在进行艰难探索。

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解决了“代表谁”的问题，因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智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一旦明确了“代表谁”，党的自我定位也就清楚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还特别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智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决议》进一步强调：“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7]这就从理论上彻底扫除了长期以来困扰党员发展的思想障碍，为一切追求进步的群众敞开了党的大门。

全国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并号召各地各级党组织“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乡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还强调“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上大量地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织”。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各地（包括根据地与国统区）闻风而动，党员数量很快出现了“十百倍”的增长。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党员人数更是迅速达到了部队官兵总数的30～40%。全面抗战开始时，全国党员人数只有4万多；到1938年底，已突破50万大关[4]，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大党[8]。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党组织方面最大的突破是，革命战争年代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周恩来1944年回顾总结时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9]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在其他方面突破了种种思想禁锢，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1939年12月1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毛泽东告诫全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全党同志“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8]。1941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进一步要求打破过去那种“中上层分子都不好”的传统观点，指出“在巩固党的现有基础的同时，必须加强中上层分子中的工作，适当地吸收革命的中上层分子入党”。他告诉党内同志：“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成分基本上必须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吸收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入党，只要他们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抛弃原有阶级利益，决心为共产主义而牺牲一切者。”[10]此后，一批爱国的文化界、工商界社会上层人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党之路，克服了关门主义倾向，使得党员数量得以快速扩充，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到抗战结束时，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在日益壮大的党组织领导下，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一个亿[4]。

抗战结束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修改了《党章》。此前，从党的一大到六大制定的6部党章（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起到了党章的作用，在此视作第一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制定的，而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七大《党章》总纲开宗明义阐明了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在党史上第一次以党章的形式规定党的性质。

当时党员的构成完全符合党的性质：“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份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针对教条主义者可能产生的质疑，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回应说，“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到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11]。据此，七大《党章》空前扩大了共产党可以包容的成分，包括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以及前列各种成分“以外之其他社会成分的人”[12]，如文化界、工商界社会上层人士。换句话说，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为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人民”概念403次，频率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①。《党章》列举的党员成分就是构成人民主体的成分，使党组织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真切缩影。

沿着这条组织发展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高歌猛进，党员人数1947年发展到270万；1948年到300万；到1949年9月，又新增近150万新党员，使其总数达到448.8万，是七大召开时的3.7倍，4年中增加300多万人[4]。从社会成分看，新中国成立时农民党员最多，约267.6万人，占总数的59.6%；军人党员次之，约107.6万人，占总数的24%；职员党员排第三，约49.8万人，占11.1%；工人党员数量不大，约11.2万人，占总数的2.5%；学生党员3.6万，占0.8%；其他9.0万，占2%[13]。

由于当时军人绝大多数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党员中的农民成分占比高达80%左右[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5.4亿人口中城市居民只有5765万，城镇化率为10.64%，农村人口近九成[15]；排除身在农村，但并非务农的人，当时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也是八成多，与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比重相当吻合。当时全国工人的规模很小：产业工人不到300万，连手工业工人及一切体力、脑力劳动者都计算在内只有1500万～2000万。产业工业占人口0.6%，一般工人占人口2.8%～3.7%，与党员中工人所占比重也差不多[16]。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构成就像全国人口的一个镜像。

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特邀代表宋庆龄的发言可谓一针见血：“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17]从井冈山时期到全国解放，中共长期在农村环境中活动，成员绝大多数本身来自农民，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更清楚中国农民所思、所盼，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政治组织的政策主张更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最终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人民的先锋队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将自己逐步定位为“三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使得党员构成更具包容性，更能描绘性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这种变化既体现在对党的性质的理论认识上，也体现在党员的实际构成上。

先看理论认识。从瓦窑堡会议决议到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与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往往是并联表述的。毋庸置疑，在战争状态下，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性质的表述沿袭了七大的部分提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但删去了此后一句：“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代之以“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并强调党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按照当时对“人民”概念的理解，八大《党章》规定“不剥削他人”成为入党的唯一限制性条件。鉴于原有的工商业者正在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实际上几乎任何公民都可以成为党员[18]。从八大召开前后几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各种文件可以清楚看出，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农民、军人、店员、机关工作人员、大中小学教职员、大学生、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发展党员的对象[19]。

“文革”期间通过的九大《党章》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党的十大、十一大《党章》的表述大致相同，回到了“一个先锋队”的提法。据此，这三个《党章》规定的入党资格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开启了在《党章》中列举入党职业资格的先河[18]。很明显，那时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是党员优先发展对象，但也没有完全排除从事其他职业的“革命分子”，并未完全回到瓦窑堡会议之前的“唯成分论”。

党的十二大《党章》对党的性质的表述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与此相适应，它规定的入党资格更加开放，包括“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第一次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军人并列，作为党的阶级基础。此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都沿用了十二大的表述[18]。

党的十六大是另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所通过的《党章》进一步提升了党的定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三个先锋队”的第一次正式表述，并被此后三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沿用。因此，党的大门也更加开放，“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都可以加入。这里，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党的阶级基础，而党的群众基础从党的九大以来一直规定的“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实际上取消了入党的职业资格，包括了社会上几乎所有成年人。

从党员的实际构成看，随着各个阶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重上升或下降，其在党内所占的比重也会上升或下降。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因为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致使党员中工人的人数很少，所占比重很低。七届二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并雄心勃勃地提出，“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19]。虽然，后来证明“这个要求是过高的”，不再提“三分之一”指标[19]，但工人党员数量还是能快速上升，1950年几乎是1949年的3倍，1953年是1950年的2倍多[20]。到1956年6月八大召开时，工人党员数量跃升至150.2万，占党员总数的14%[21]，使得工人党员较少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扩充，从解放初的不到20%升至1978年的49.4%，到达顶峰[22]。在此期间，工人阶级队伍越来越大，工人党员的人数与比重持续提升。到1978年，全国党员人数达3698.1万，其中工人党员692.8万，占党员总数的18.73%，也达到峰值[13]，比当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人口比重（7.2%）高出一倍多。

改革开放的头25年，工人党员的数量仍在增长，但增速放缓，且低于党员总数的增速。近10余年，工人党员人数慢慢下滑，到2019年只有644.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比重为7.0%，不到同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人口比重（15.2%）的一半。不过，离退休党员中大量是工人党员，他们并未计算在内。

由于新中国建立时农民党员（包括军人党员）比重已高达八成，中共中央当时曾就此出台文件，提出“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转而关注在农村“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19]。从那时起，随着党员总体规模的扩大，农民党员的人数也一直在增加，到2019年达到2556.1万人；但是农民党员的比重却一直在下滑，从1949年的59.6%降至1956年的52.4%、1978年的46.9%、2000年的32.5%、2019年的27.8%。不过农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重一直高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人口比重。

图1是近几年党员构成情况。可以看出，如果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工人、农民加在一起依然占党员的半数。其他职业的党员在党内所占的比重往往高于它们各自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尤其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应该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3]。一年后召开的十六大修改了《党章》，明确“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也可以入党。从此以后，每年都有来自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入党[24][25][26][27][28]。

五、结语

简而言之，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种描绘性代表机制。100年来，它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辛探索，不断增强其阶级基础、扩大其群众基础，拓展其社会基础，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今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包括了来自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学历、民族、地区、成年年龄段的人。遍布神州大地的近9200万党员，同时都是人民一员。他们来自人民，生活、工作在人民中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民的所思所盼就是他们的所思所盼。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描绘性代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中国共产党更好的描绘性代表机制了。

    注释

原文引用：王绍光.人民的化身：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性[J].决策与信息,2021,（7）：5-12.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1年第7期

作者：王绍光（1954-），男，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央—地方关系、民主理论与实践等研究。

责编：邹立鸣、编辑：邓汝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