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有很大不确定性,在国内,“有疫情”和“无疫情”的反复状态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疫情将是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变量。怎样认识常态化防控之“常”?常态化防控对城市治理的考验何在?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华中智库副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杜志章。
常态化防控之“常”
有多重含义
求知:常态化防控,如何理解这个“常”字?
杜志章:面对突发重大传染性疾病,我们通常采取的是非常规甚至超常规的应急防控。这是一种战时状态,防疫犹如一场战争。“常态化防控”之“常态”,是相对战时应急状态而言。
“常”从时态来看,可理解为“平常”或“经常”;从心态来看,可理解为“习以为常”。所谓“常态化防控”,就防控而言,就是疫情的零星散发或局部聚集性发生的风险仍然存在,就社会面而言,防控措施不影响或少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对于疫情长期存在及疫情防控我们要适应和习惯。
2020年5月7日,国务院宣布疫情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防控状态。之所以要从“战时状态”转向“常态化防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虽然中国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战略成果,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与国外保持必要的人员流动和物资流通,从而导致境外输入型病例时有发生,稍有不慎则可能受到波及;其次,短期特定范围内“清零”有可能,从长期和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病毒会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甚至不断变异;再次,长时期保持应急的紧张状态会冲击到社会心理承受底线,长时期的停工停产停市停学则可能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因此,我们要准备与新冠病毒开展一场“持久战”,既要确保疫情可防可控,又要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转。
把握防控和发展的“度”
关键在于精准
求知:常态化防控阶段,如何理解防控和发展之间的“度”?
杜志章:恩格斯曾指出,“人类遭遇的每一次灾难,总是以社会的进步作为补偿”。经过去年战疫洗礼后,武汉市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因此,本次迎战德尔塔变异毒株,武汉更有韧性、更有经验、更加从容,也更理解防控和发展“度”的平衡的意义。
如何把握防控和发展之间的“度”?基于“武汉经验”,关键在于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好的防疫效果。在疫情防控方面,以最严密的措施“外防输入”,针对输入型散发病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流调,对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实施“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隔尽隔”,以最先进最有效的设施、手段和药物开展检测、预防和治疗,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最少扰动群众生产生活、最精准实施封闭管理、最有效实施检测、预防和治疗。
要把握这个“度”,必须实行“精准防控”,不仅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要有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者、组织者具备科学的理念和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精准防控取决于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求知:常态化疫情防控最终考验的是什么?
杜志章:由于常态化防控要求精准防控,防控是否精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因此,常态化防控最终考验的是城市治理水平。这可以从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来理解。
从器物层面讲,主要指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表现为先进的检测手段、可靠的疫苗、先进的治疗技术和药物,也包括现代通信、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例如,运用蓝牙、无线网络(WiFi)等通信技术和人们的行为大数据,精准判断“密接者”或“次密接者”并实施精准隔离,这就是对一个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检验。
从制度层面讲,主要指突发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应急处置、救治、善后等制度体系是否完善。在国家层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在各地方是否制定了实施细则、是否严格实施国家相关法律、是否针对突发重大传染性疾病制定了科学规范的预防和诊疗流程并严格执行等,都影响疫情防控的效果。
从观念层面讲,主要是指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具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理念,是否具有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的意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还包括广大人民群众是否具备传染病防治的常识和责任意识,等等。只有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上下一心,全体人民齐心协力,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求知:常态化防控会给城市治理带来哪些全新的挑战、思考?
杜志章:就目前常态化防控来看,还存在不少挑战。例如,疫苗研发速度跟不上病毒变异速度,目前我国已超过7.77亿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注射,但也存在不少接种了疫苗的人感染德尔塔病毒的事例。例如,在现代交通条件下人的快速长距离大范围流动,仅依靠传统的流调方式很难还原感染者或密接者的行动轨迹,必须依靠现代通信和大数据技术进行精准追踪。
基于上述分析,在疫情防控中推动社会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必须建构强大的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涵盖突发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理各方面各环节;二是必须建构起灵敏高效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体系,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快速有效处置;三是必须增强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疫情防控的智能化;四是必须提升卫生与健康行政部门、疾控中心、应急管理部门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五是必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决策部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长江日报记者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