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冠疫情的亲历者，虽然没有像广大医护人员那样奋战在抗疫一线，但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和行动。参加了欧阳康教授发起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课题，编辑并向相关部门报送了60多期《国家治理参考》，代表华中智库设立“华中智库专项课题”支持该领域的研究，为国家和湖北、武汉抗疫斗争做出了最大努力。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经历了疫情的大爆发，也见证了疫情被有效控制。当最高级别的防控措施到位之后，终于可以平静下来，一面静候胜利的佳音，一面反思惊心动魄的历程，梳理此次疫情防控中的得失，算是给未来的留下一点记录。
一、疫情防控中有哪些做法“得分”较高，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隐患、漏洞？
这次疫情防控在很多方面“得分”较高：一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很快成立了中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了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李克强总理亲临一线等，既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也提振了人民抗疫斗争的士气、增强了抗疫胜利的信心。二是作为有1000多万常住人口的中部中心城市武汉于1月23日果断“封城”，最大限度防止疫情向省外扩散，这种“壮士断腕”的行动为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自治区）避免疫情爆发作出了巨大牺牲。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支医疗队和数万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湖北武汉，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军民一家，增强了湖北和武汉人民的信心和希望。四是极短时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火神山”、“雷神山”、各大方舱医院，素有“基建狂魔”的应急建设再次展现了“中国力量”和“中国速度”。这些举措也令诸多国外媒体和政要惊叹不已！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疫情防控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预警机制有待完善，从最初发现病例到明确“人传人”的结论，期间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因而错过了最佳防控时期，也纵容了疫情爆发；二是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有待完善，防控措施总是滞后于疫情发展节奏，总是被动应战；三是卫健委、疾控中心、医院等相关机构缺乏统筹协调，应急管理部门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四是卫健委等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专业性不够，各级卫健委主任大多缺乏公共卫生或临床医学专业背景。
二、疫情发生以来，人们的情绪和信心发展历程是怎样？
疫区人民的信心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第一阶段，12月底武汉市中心医院贴出告示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网上便迅速传开，人们普遍感到恐慌。第二阶段，疫情初期，由于受有关部门“可防可控，未见明显人传人现象”结论的影响，武汉市民放松了警惕，才有武汉市、湖北省“两会”、湖北省委新年团拜会的召开以及百步亭社区“万家宴”的举行。第三阶段，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表示“肯定有人传人”之后，人们便紧张起来，1月23日武汉紧急“封城”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和恐慌，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对疫情的严重程度预见不够，各项措施滞后于疫情发展态势，大量发热病人得不到诊断导致医院发热门诊出现爆棚，大量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被迫居家治疗，最终因为交叉感染导致疫情大爆发，这一时期的人们完全失去了信心，感到恐慌和失望、甚至绝望。第四阶段，由于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李克强总理亲临一线，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百支医疗队、数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虽然疫情仍在蔓延，但人民群众开始有了信心，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相信能够取得抗疫战争的胜利。第五阶段，2月8日中央决定陈一新同志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王贺胜同志任湖北省委常委赴湖北指导抗疫工作，以及2月13日中央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领导干部进行调整，从根本上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各项措施也很快得到落实，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这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第六阶段，2月19日以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跌入1000以内，之后持续下跌，直至3月2日跌入200例以内，表明疫情得到根本控制，人们完全相信疫情能够彻底战胜。
三、疫情是否影响或改变人们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预期？
疫情除了直接影响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之外，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际交往等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也影响或改变了人们对国家未来发展大势的预期。一方面，虽然疫情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将促进中国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中国应该也一定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改革并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并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体系、健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加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等，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避免同类事件再度发生。另一方面，虽然疫情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但中国也将迎来新一轮经济增长。疫情带来的直接灾害是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损，其最大的次生灾害是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封城”和“隔离”使整个社会运转处于“暂停”状态，投资、生产、贸易、消费等各领域全面骤减。中国经济所受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在疫情结束之后将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同时通过疫情考验也将从宏观上促使中国产业结构和产能布局的优化，此外，疫情也将促进重大传染性疾病和大健康相关产业的激增，因此疫情之后中国经济不会陷入停滞或萧条，将会迎来新一轮快速增长。
四、在疫情防控中所展现出来的制度优势有哪些？
疫情虽然迅速爆发，但却又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第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同时依靠人民来打一场人民的抗疫战争；第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立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全面领导的能力；第三，充分展现了“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优势；第四，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全国各地、四面八方驰援武汉，众志成城抗击新冠肺炎。
五、化危难为机遇，疫情防控是否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多难兴邦！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的确，疫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灾难发生的原因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全面检视我们的行为方式；疫情防控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促使我们吸取教训，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从新冠病毒（COVID-19）侵扰人类的事实，强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促使人们重视保护野生动物、重视生态保护、养成文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其次，从最初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出现，到疫情公开，再到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等，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然而疫情初期的失控则反映出法治方面还存在较大漏洞，因此迫切要求加强公共卫生法制体系。再次，疫情防控涉及卫健委、医疗机构、应急管理部门等多个职能部门，但疫情防控初期的被动和混乱则反映出各职能部门专业化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不够，因此迫切要求加强职能部门的专业化和协同性建设。此外，疫情分析要求信息公开，科学决策也有赖于大数据和智能化，但初期对疫情的严重性缺乏预见性，防控措施也未能一步到位，反映出决策严重滞后的问题，因此迫切要求加强决策科学化。概括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