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解决好贫困地区的“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的全面升级、农村的全面进步和农民的全面发展，需要抓住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机遇，在摆脱贫困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共同富裕。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需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把握哪些方面？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杜志章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仅意味着消除贫困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民生，但尚未实现共同富裕。当前，城乡差异、区域差异、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因此，在摆脱贫困之后推进乡村振兴，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摆脱贫困如果只是意味着“两不愁三保障”，就只是满足了人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是较低水平的小康，并不算富裕。国家富强离不开人民富裕，贫困地区的人民也向往富裕的生活，因此继脱贫攻坚之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农业关系到中国人的饭碗，必须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粮食安全；农民（农业人口）占中国人口的多数，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中国的富裕；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农村的发展。而要彻底解决贫困地区的“三农”问题，需要紧紧依靠乡村振兴这一根本途径，实现农业的全面升级、农村的全面进步和农民的全面发展。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也有充分的现实可能性：
脱贫攻坚奠定了走向乡村振兴的基础。经过脱贫攻坚摆脱贫困之后，贫困地区不仅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脱贫标准，而且还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包括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政务、医院、学校、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以及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的产业基础等。乡村振兴就是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快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迈进。
脱贫攻坚的利好政策将为乡村振兴继续发力提供保障。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提出了“四不摘”要求，即：“贫困县党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做到摘帽不摘责任。脱贫攻坚主要政策要继续执行，做到摘帽不摘政策。扶贫工作队不能撤，做到摘帽不摘帮扶。要把防止返贫放在重要位置，做到摘帽不摘监管。”这些指示，将为贫困地区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同时，脱贫攻坚加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提振了从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信心。
脱贫攻坚激发了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精准扶贫中强调“五个一批”，其中“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将会长期发挥积极作用。“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扶持力度，通过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能教育等，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同时，通过对贫困人口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摒弃愚昧和懒惰的思想观念，从而充分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这也是贫困地区走向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提高脱贫质量，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然而在脱贫攻坚实践中要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却十分困难。
一是容易造成新的不平衡，产生新的矛盾。对于贫困地区而言，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只是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略有差距，然而在精准扶贫资金和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很多贫困户的实际收入已超过非贫困户自食其力所获得的收入。这将造成新的不平衡，继而会产生新的矛盾，甚至导致人民群众对干部、对政府的不信任，助长“等、靠、要”的不良风气。这个问题在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同样存在。
二是贫困地区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当前脱贫攻坚在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而言这种运动式、规模化的扶贫是外在的、被动的，难以常态化，一旦外在扶贫力量撤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能否长期摆脱贫困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难题。
三是数字脱贫不等于真正脱贫。目前精准识别所依据的标准虽然较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有差异，但在当前高物价条件下，总体标准线仍然偏低。贫困户即使按脱贫标准出列了，其生活水平也并没有获得根本改善，这样的脱贫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概括而言，如果脱贫攻坚不扎实，乡村振兴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贫困地区的产业以传统的农业（种植、养殖）及农产品加工为主，交通不便或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恶劣是区域性贫困的根源。在现有的自然条件下发展产业，必须走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道路。然而，当前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在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诸方面都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产业扶贫成效较差。
以湖北省咸丰县为例，几乎每个贫困村都按照“公司+村”“机关+村”或“农户+村”等模式创办了村集体经济，但一半以上的贫困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低于1万元，甚至很多贫困村是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空壳村”。也就是说，一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不足以让一个三口之家脱贫。咸丰县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数据表明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成效较差。没有产业支撑，贫困地区要实现“真脱贫”都有困难，要走向乡村振兴更是不易。
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市场人才，然而当前贫困乡村大多数青壮年人口都外出务工，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有知识懂技术的人才更是匮乏。以湖北省咸丰县海龙坪村为例，全村共有户籍人口911人，其中18—65岁劳动人口581人，其中有328人外出务工或上学，占劳动人口的56.5%，其余的劳动人口大多是妇女、老人或残疾人。他们既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也不具备充分的劳动能力。就党组织而言，海龙坪村共有党员43人，其中65岁以上的党员有21人，另有16名青壮年长年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年轻党员数量过少，严重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农村缺乏人才，甚至连人口都不多，因此乡村振兴面临“为谁振兴，靠谁振兴”的难题。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是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在脱贫攻坚阶段，国家投入大量的扶贫资金，用于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贫困村输电工程、村村通公路、户户通步道、户户通网络、土地整治、异地搬迁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础条件，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是基于脱贫标准来建设的，尚不能满足乡村振兴对基础设施的要求。
例如一些贫困村虽然建好了饮水工程，但缺少标准化水厂的设备和技术，饮用水无法做净化和消毒处理；有些贫困村虽然建好了村级公路，但其宽仅有3—3.5米，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行，车辆交汇或调头困难，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虽然很多贫困村实现了每户通电，但多数乡村只支持照明供电，而不是工业所需的三相供电，制约着农村产业的发展；在公共服务方面，目前的扶贫资金多用于发放教育、医疗补助，对于学校和医院的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不仅导致场地、设施落后，而且缺乏稳定的中小学教师和乡镇医务工作队伍。
“脱真贫，真脱贫”，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贫困”是一种普遍现象。导致贫困的根源主要是自然条件恶劣、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等。因此，贫困地区在应对这种由共性原因而导致的“普遍贫困”时，需要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地区发展能力。
同时，为了避免精准扶贫政策和资金过分倾向特定贫困户而出现新的矛盾，在精准识别环节应把“贫困线”调整为“贫困区间”，并将“多维贫困”依据从定量判断转向定性判断，把农民分成“富裕”“一般贫困”“明显贫困”三个层级。其中，“一般贫困”群众占比较大，应当是深度贫困地区重点扶持的对象，而“明显贫困”群众是少数，采用特殊措施重点扶持或采用政府兜底即可。此外，为了确保贫困地区在摆脱贫困之后还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应注重“扶贫先扶志（智）”，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其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脱贫，变物质脱贫为精神脱贫。
多措并举，铺就通往“乡村振兴”之路
首先要科学规划。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规划既要考虑国家“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观目标，又要结合乡村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既要结合但又要高于当前脱贫攻坚、精准脱贫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着眼于“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
其次要探索适合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模式。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必须走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道路。所谓科学化，就是培养或引进人才、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坚持科学种植、科学养殖、科学加工、科学储运；所谓集约化，就是通过合作社或企业化的集约经营，统一产品规格，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产生规模化效益；所谓市场化，就是通过市场手段配置资源，同时打开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的销售市场。这就需要充分激发帮扶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市场方面的优势，按“企业+合作社”的模式，带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避免农村产业的盲目性。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将农村建成企业的廉价原材料产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企业对农村新的盘剥。例如，农民可以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参与生产、经营和管理，除了工资之外农民还必须有分红，以确保贫困农民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最后要留住人口，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人口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空心村”既没有振兴的必要，也没有振兴的依靠。为此，一是要打破原来以小组为单位的区划，以村为单位重新进行规划，在生产生活和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建设村民居住区，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留住人口；二是要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发展地方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运作，吸引年轻劳动力在当地就业从而留住人口；三是要加强对农村职业技术人才的培训，并鼓励他们在家乡就业创业，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专业化人才；四是要适当提高乡村党员干部的待遇，建议村党支部书记专职化，其待遇可以参照乡镇公务员，有了良好的待遇保障和发展前途，年轻党员会更愿意回乡发展。
本文发表于《国家治理》周刊2020年1月期
